中山大將
《亞寒帶殖民地樺太移民社會的形成:邊缘性國家认同與殖民地意識形態》
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14年
本書於2016年獲得日本農業史學會獎

  根據日俄戰爭後簽訂的《樸次茅斯條約》,薩哈林島(中文也稱庫頁島)南部成為了日本的領土——樺太。雖然之後在這片土地上生活的多是移民到此地的日本人,但原住民以及滯留在此地的俄國人等也不應忽視,他們共同構成了樺太的移民社會。

  本書著眼於年鑒學派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所提出的“長時段”概念,從農業社會史的角度試圖明確在樺太移民社會的形成過程中,國家認同是如何被再生產、殖民地特有的意識形態是如何產生的。

  首先在第一章中,作者基於日本殖民地、国家认同和多元文化主義的研究框架對本書進行了理論探討。(1)借用威爾·金里卡(Wil Kymlicka)的多民族國家(multi-nation state)和多種族國家(poly-ethnic state)的概念,將近現代的薩哈林島定義為多種族社會(poly-ethnic society),並認為這種多元文化性質來源於移居者。(2)根據法律制度上的不同,將所屬於日本的樺太定義為日本帝國國內的“殖民地”。

  在第二章中,作者比較了北海道大學殖民學派對同時代樺太的觀察和20世紀90年代末期之後新出現的樺太農業史的研究成果。發現後者主要以樺太廳的政策資料為分析對象,因此討論的內容侷限於遵循樺太廳農業政策的農業形態,對當時北大殖民學派所批判的其他農業模式缺乏足夠分析。

  於是在第三章中,作者除了基於樺太廳統計發行的《樺太廳治一斑》《樺太廳統計書》和其他農政資料,還借鑒了位於西海岸的蘭泊村富內岸澤聚落和東海岸的泊岸村楠山農耕地聚落的非政策性資料,明確了樺太農村聚落形成過程中的以下三個特點。(1)除了從日本內地移居樺太後就立即從事農業的直接入殖型移民外,移居後先從事林業、水產等行業,之後轉變為農業的轉業入殖型家庭在農村聚落中也廣泛存在。(2)由於習慣食用大米,因此需要現金收入,以林業為首,在樺太廣泛存在依賴於僱傭勞動的兼業移民家庭。(3)在兼業移民家庭中,相比牛,大家更傾向於優先導入馬。這是因為馬不僅可用於農業開墾,還能用於林業、運輸業等,是與現金收入有直接關係的資本。

  1928年,為了配合昭和天皇的即位大典,在樺太舉行了樺太優秀農民表彰活動*。在第四章中,作者利用樺太廳的農政資料、樺太當地的媒體資料以及政府公報等政府資料,對這一活動進行了考察。闡明了(1)該時期是樺太廳的農業移民政策從招募轉變為讓移民定居的時期。(2)因此政府主導的農業經營模式還未確立。相比農業的經營模式,樺太廳在優秀農民的選拔標準方面,更重視該農民所取得的成功以及在村落裡的領導權。(3)樺太廳通過將優秀農民表彰活動與昭和天皇的即位大典相連,試圖將私營農業的成功者塑造成樺太農業開拓的功臣,向農業移民灌輸農業開拓中所具有的國家性價值,從而振興樺太的農業開墾。(4)但是,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隨著樺太開拓計劃的制定和實施,政府主導的農業經營模式確立之後,之前的“優秀農民”在樺太農政資料和當地媒體中出現的頻率急劇下降,樺太廳的關心點已從那些通過自力更生取得成功的“現有人物”,轉變成關心國家機關的政策,教育訓練出的“培養人物”。(5)而這種觀點的轉變,在當時的日本,不分本土還是殖民地,都是共通的。

  在第五章中,作者分析了農政資料和當地媒體資料中所記載的殖民地官員、教育人員和新聞工作者等殖民地的精英的言論。明確了以下幾點。(1)在這些精英看來,殖民地樺太對日本帝國來說具有的主要意義是解決日本內地過剩的人口問題。能夠憑藉自身的力量生產出適合樺太自然環境的食物、飼料、肥料,以創造出這樣經營模式的農村家庭為目標的小農殖民主義,是樺太農政的根本原理,同時作為樺太重要的殖民地意識形態也一直發揮著作用。(2)20世紀30年代中期,隨著樺太出生的第二代移民的增加,以直接面向這些第二代移民的教育工作者為中心,在殖民地精英中逐漸形成了論證樺太國家意義和自身文化必要性的“樺太文化論”。(3)1939年,在對這一殖民地精英的文化運動表示理解的樺太廳首長棟居俊一的推動下,成立了政府主導的文化團體“樺太文化振興會”。(4)樺太文化振興會提出了樺太文化論的兩大綱領。①將樺太的存在意義定義為日本帝國及其國民向更北地方謀求發展的“北進前進根據地”(北進主義),②樺太的使命是為此創造生活文化、技術和思想,即“亞寒帶文化建設”(亞寒帶主義)。(5)這兩大綱領在之前的價值觀中往往會受到負面評價,而通過殖民地精英獨特的詮釋後,轉化為了積極因素。這兩大綱領正是在樺太產生的“邊緣性國家認同”,它試圖對日本的國家認同進行再生產。

  1929年,樺太境內的各大產業試驗研究機構統一成了樺太廳中央試驗所。在第六章中,作者通過分析中央試驗所自身的出版物和技術官員在媒體上的言論,明確了(1)雖然作為樺太支柱產業,造紙紙漿業在殖民地期間進行了大型成套設備技術的研究開發,但中央試驗所並沒有參與其中。(2)作為中央試驗所的研究特徵,可以舉出諸如提高農民經營體內部的自給能力和有效利用產業間的廢棄物等,是以增強樺太整體自給能力為目標。(3)因此,農業部門很早就結束了水稻種植的研究試驗,而專注于燕麥食品和麵包用小麥的開發和普及。(4)對於樺太文化論的形成,中央試驗所的技術官員也有很大關係。(5)樺太文化振興會成立的1939年,同時也是中央試驗所成立10週年。在中央研究所10週年紀念活動“東亞北方開發展”上,樺太文化振興會的樺太文化論二大綱領得到沿襲,中央試驗所聲明會為此作出科學上的貢獻。(6)在戰時體制下,中央試驗所新設立的保健部和敷香辦事處的活動反映了中央試驗所如實地履行樺太文化論的二大綱領。比如將開發普及適應樺太自然環境的衣食住的文化和技術,以及產業化敷香地區特有的動植物資源作為自身活動的目標。

  在第七章中,作者對農政資料和當地媒體資料中出現的“不產大米的樺太,不應該吃米”,即“樺太米食廢除論”的內容、背景及其變遷進行了考察。(1)在20世紀20年代後半期,基於政策合理性的“殖民論式米食廢除論”在農政資料中得到認可。即為了使樺太的農業經營取得成功,應廢止各個農戶食米的習慣,使他們不再依賴農業以外的現金收入,提倡以自家能夠生產的燕麥和馬鈴薯等為主食。(2)20世紀30年代前後,在當地雜誌上展開的“樺太農業論戰”中,樺太的農政官員和農業技術人員雖然知道農業家庭會因否定米食而產生國家认同的疏遠,但還是以實現國家性價值的形式正當化自己的理論,即廣泛宣傳不吃米就是對樺太農業開拓事業貢獻了力量。(3)在20世紀30年後半期,作為同一時期興起的樺太文化論的一部分,出現了“文化論式米食廢除論”。非米食的對象從農業家庭擴大到全體樺太居民。(4)對樺太殖民地精英來說,1939年日本帝國國內大米供求的吃緊造就了樺太轉變主食的大好時機,使他們能以“營養食品”“乳畜業食品”為名,推動使用了島內產品的飲食文化的普及。然而次年棟居俊一首長調任,新任首長小河正儀認為日本帝國國內的大米短缺只是暫時的現象,制止了主食轉變運動。(5)就這樣,長期居住在樺太,或者在樺太出生等,持有樺太獨自邊缘性國家认同的殖民地精英,與對此無法理解的日本帝國精英(如上文所述小河首長)發生了思想上的分歧。並且,值得注意的是,樺太居民對不能給出充足食物供應前景的小河首長抱有不滿的同時,大部分人卻依舊食用大米,民眾并不讚同殖民地精英所提倡的轉變主食的想法,殖民地精英沒有成為殖民地居民的代言人。

  最後在第八章中,作者對以上各章內容進行了總結。在樺太這樣一個無法種植水稻的地區,“長時段”使得基於經濟合理性的兼業移民家庭產生,這偏離了以解決國內過剩人口問題和小農殖民地主義意識為前提的政策合理性所推崇的農業型態。樺太的農業政策為創造出專業的農家,利用樺太優秀農民表彰活動等,試圖構建出樺太農業開拓中的國家性價值。為了提高包括食品在內的樺太本地的自給能力,中央試驗所致力於技術的開發與普及,並且該所主要職員的一部分與樺太文化論的形成密切相關,展開了一系列試圖改造文化的活動。比如他們提倡不食米才是新日本人的口號,以這樣的邏輯不斷嘗試喚起殖民地居民的邊緣性身分認同。

*譯者注:日語中將熱心於農業生產的人稱為“篤農”。此處活動的日語原文為“樺太篤農家顯彰事業”。

中山大将
《亚寒带殖民地桦太移民社会的形成:边缘性国家认同与殖民地意识形态》
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14年
本书于2016年获得日本农业史学会奖

  根据日俄战争后签订的《朴次茅斯条约》,萨哈林岛(中文也称库页岛)南部成为了日本的领土——桦太。虽然之后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多是移民到此地的日本人,但原住民以及滞留在此地的俄国人等也不应忽视,他们共同构成了桦太的移民社会。

  本书着眼于年鉴学派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所提出的“长时段”概念,从农业社会史的角度试图明确在桦太移民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国家认同是如何被再生产、殖民地特有的意识形态是如何产生的。

  首先在第一章中,作者基于日本殖民地、国家认同和多元文化主义的研究框架对本书进行了理论探讨。(1)借用威尔·金里卡(Wil Kymlicka)的多民族国家(multi-nation state)和多族群国家(poly-ethnic state)的概念,将近现代的萨哈林岛定义为多族群社会(poly-ethnic society),并认为这种多元文化性质来源于移居者。(2)根据法律制度上的不同,将所属于日本的桦太定义为日本帝国国内的“殖民地”。

  在第二章中,作者比较了北海道大学殖民学派对同时代桦太的考察和20世纪90年代末期之后新出现的桦太农业史的研究成果。发现后者主要以桦太厅的政策资料为分析对象,因此讨论的内容局限于遵循了桦太厅农业政策的农业形态,对当时北大殖民学派所批判的其他农业模式缺乏足够分析。

  于是在第三章中,作者除了基于桦太厅统计发行的《桦太厅治一斑》《桦太厅统计书》和其他农政资料,还借鉴了位于西海岸的兰泊村富内岸泽聚落和东海岸的泊岸村楠山农耕地聚落的非政策性资料,明确了桦太农村聚落形成过程中的以下三个特点。(1)除了从日本内地移居桦太后就立即从事农业的直接入殖型移民外,移居后先从事林业、水产等行业,之后转变为农业的转业入殖型家庭在农村聚落中也广泛存在。(2)由于习惯食用大米,因此需要现金收入,以林业为首,在桦太广泛存在依赖于雇佣劳动的兼业移民家庭。(3)在兼业移民家庭中,相比牛,大家更倾向于优先导入马。这是因为马不仅可用于农业开垦,还能用于林业、运输业等,是与现金收入有直接关系的资本。

 1928年,为了迎合昭和天皇的即位大典,在桦太举行了桦太优秀农民表彰活动*。在第四章中,作者利用桦太厅的农政资料、桦太当地的媒体资料以及政府公报等政府资料,对这一活动进行了考察。阐明了(1)该时期是桦太厅的农业移民政策从招募转变为让移民定居的时期。(2)因此政府主导的农业经营模式还未确立。相比农业的经营模式,桦太厅在优秀农民的选拔标准方面,更重视该农民所取得的成功以及在村落里的领导权。(3)桦太厅通过将优秀农民表彰活动与昭和天皇的即位大典相连,试图将私营农业的成功者塑造成桦太农业开拓的功臣,向农业移民灌输农业开拓中所具有的国家性价值,从而振兴桦太的农业开垦。(4)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随着桦太开拓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政府主导的农业经营模式确立之后,之前的“优秀农民”在桦太农政资料和当地媒体中出现的频率急剧下降,桦太厅的关心点已从那些通过自力更生取得成功的“现有人物”,转变成通过国家机关的政策,教育训练出的“培养人物”。(5)而这种视点的转变,在当时的日本,不分本土还是殖民地,都是共通的。

  在第五章中,作者分析了农政资料和当地媒体资料中所记载的殖民地官员、教育人员和新闻工作者等殖民地精英的言论。明确了以下几点。(1)在这些精英看来,殖民地桦太对日本帝国来说具有的主要意义是解决日本内地过剩的人口问题。能够凭借自身的力量生产出适合桦太自然环境的食物、饲料、肥料,以创造出这样经营模式的农村家庭为目标的小农殖民主义,是桦太农政的根本原理,同时作为桦太重要的殖民地意识形态也一直发挥着作用。(2)20世纪30年代中期,随着桦太出生的第二代移民的增加,以直接面向这些第二代移民的教育工作者为中心,在殖民地精英中逐渐形成了论证桦太国家意义和自身文化必要性的“桦太文化论”。(3)1939年,在对这一殖民地精英的文化运动表示理解的桦太厅首长栋居俊一的推动下,成立了政府主导的文化团体“桦太文化振兴会”。(4)桦太文化振兴会提出了桦太文化论的两大纲领。①将桦太的存在意义定义为日本帝国及其国民向更北地方谋求发展的“北进前进根据地”(北进主义),②桦太的使命是为此创造生活文化、技术和思想,即“亚寒带文化建设”(亚寒带主义)。(5)这两大纲领在之前的价值观中往往会受到负面评价,而通过殖民地精英独特的诠释后,转化为了积极因素。这两大纲领正是在桦太产生的“边缘性国家认同”,它试图对日本的国家认同进 行再生产。

  1929年,桦太境内的各大产业试验研究机构统一成了桦太厅中央试验所。在第六章中,作者通过分析中央试验所自身的出版物和技术官员在媒体上的言论,明确了(1)虽然作为桦太支柱产业,造纸纸浆业在殖民地期间进行了大型成套设备技术的研究开发,但中央试验所并没有参与其中。(2)作为中央试验所的研究特征,可以举出诸如提高农民经营体内部的自给能力和有效利用产业间的废弃物等,是以增强桦太整体自给能力为目标。(3)因此,农业部门很早就结束了水稻种植的研究试验,而专注于燕麦食品和面包用小麦的开发和普及。(4)对于桦太文化论的形成,中央试验所的技术官员也有很大关系。(5)桦太文化振兴会成立的1939年,同时也是中央试验所成立10周年。在中央试验所10周年纪念活动“东亚北方开发展”上,桦太文化振兴会的桦太文化论二大纲领得到沿袭,中央试验所声明会为此做出科学上的贡献。(6)在战时体制下,中央试验所新设立的保健部和敷香办事处的活动反映了中央试验所如实地履行桦太文化论的二大纲领。比如将开发普及适应桦太自然环境的衣食住的文化与技术,以及产业化敷香地区特有的动植物资源作为自身活动的目标。

  在第七章中,作者对农政资料和当地媒体资料中出现的“不产大米的桦太,不应该吃米”,即“桦太米食废除论”的内容、背景及其变迁进行了考察。(1)在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基于政策合理性的“殖民论式米食废除论”在农政资料中得到认可。即为了使桦太的农业经营取得成功,应废止各个农户食米的习惯,使他们不再依赖农业以外的现金收入,提倡以自家能够生产的燕麦和马铃薯等为主食。(2)20世纪30年代前后,在当地杂志上展开的“桦太农业论战”中,桦太的农政官员和农业技术人员虽然知道农业家庭会因否定米食而产生国家认同的疏远,但还是以实现国家性价值的形式正当化自己的理论,即广泛宣传不吃米就是对桦太农业开拓事业贡献了力量。(3)在20世纪30年后半期,作为同一时期兴起的桦太文化论的一部分,出现了“文化论式米食废除论”。非米食的对象从农业家庭扩大到全桦太居民。(4)对桦太殖民地精英来说,1939年日本帝国内大米供求吃紧造就了桦太转变主食的大好时机,使他们能以“营养食品”“乳畜业食品”为名,推动使用了岛内产品的饮食文化的普及。然而次年栋居俊一首长调任,新任首长小河正仪认为日本帝国内的大米短缺只是暂时现象,制止了主食转变运动。(5)就这样,长期居住在桦太,或者在桦太出生等,持有桦太独自边缘性国家认同的殖民地精英,与对此无法理解的日本帝国精英之间(如上文所述小河首长)发生了思想上的分歧。并且,值得注意的是,桦太居民对不能给出充足食物供应前景的小河首长抱有不满的同时,大部分人却依旧食用大米,民众并不赞同殖民地精英所提倡的转变主食的想法,殖民地精英没有成为殖民地居民的代言人。

  最后在第八章中,作者对以上各章内容进行了总结。在桦太这样一个无法种植水稻的地区,“长时段”使得基于经济合理性的兼业移民家庭产生,这偏离了以解决国内过剩人口问题和小农殖民地主义意识为前提的政策合理性所推崇的农业形态。桦太的农业政策为创造出专业的农家,利用桦太优秀农民表彰活动等,试图构建出桦太农业开拓中的国家性价值。为了提高包括食品在内的桦太本地的自给能力,中央试验所致力于技术的开发与普及,并且该所主要职员的一部分与桦太文化论的形成密切相关,展开了一系列试图改造文化的活动。比如他们提倡不食米才是新日本人的口号,以这样的逻辑不断尝试唤起殖民地居民的边缘性身份认同。

* 译者注:日语中将热心于农业生产的人称为“篤農”。此处活动的日语原文为“樺太篤農家顕彰事業”。

(翻译:廖明飞,监修:巫靓)
(上载:2020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