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将
《滞留的比较史:日苏战后的萨哈林与满洲》
兰信三、川喜田敦子、松浦雄介编《遣送、驱逐、滞留:战后国际民族移动的比较研究》
(日文原题:《引揚・追放・残留:戦後国際民族移動の比較研究》)
名古屋大学出版社、2019年12月10日、300-321页

  本论文的主旨是通过与滞留中国的日本人相比较,阐明日苏战后(1945年8月苏联的对日参战)萨哈林日本人选择滞留与归国的特点。通过本文的分析,笔者得出了以下8点结论。

(1)作为日本人选择滞留萨哈林和中国的共同原因,除了国际关系及法律制度,还可以追溯到以下几点。 a.信息缺乏、b.非日本人的相关人员(包括家属)的妨碍与反对、c.经济及家庭情况等。

(2)有关滞留中国的日本人,“孤儿”在实际人数和留给世人的印象上都呈现很大比重,而滞留萨哈林的日本人不存在该种情况。原因可以归纳为,日苏战争给萨哈林带来的混乱较短、损失不太严重、社会秩序恢复较快。

(3)在萨哈林前期集体遣送和中国前后期集体遣送时,日本政府禁止“外国国籍”的成年男子家属进入日本,这是两地日本人选择滞留的共同原因。

(4)在萨哈林后期集体遣送时,日本政府放宽了朝鲜人家属进入日本的条件,而中国后期集体遣送时,“外国国籍”的成年男子家属依旧无法进入日本。但同一时期,滞留在中国的日本人可以短期回国,而萨哈林虽有部分日本人希望短期回国,但最终没有实现。对持有“外国国籍”的男性家属进入日本这一点上,冷战时期的日本社会均表示出不欢迎的态度。

(5)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由中国回国的日本人持续出现。而萨哈林的情况则是, 1956年伴随日苏邦交正常化而实施的后期集体遣送、1959年之后每年1到2户家庭的个别遣送、1977年之后的中断, 1991年之后的重新开始。1977年至1991年为萨哈林日本人永久回国的空白期。

(6)对滞留在中国的日本人,日本政府自20世纪50年代末就开始积极推进所谓“自愿滞留”的认证。而萨哈林方面,虽然1965年之后日本政府内部也出现了不愿接受滞留日本人回国的消极意见,但政府正式推出“自愿滞留”认证是在80年代末,在时间上与中国存在偏差。

(7)在日本社会,无论是滞留中国还是萨哈林,滞留都被认为是“战争的悲剧”,被视为同情与支援的对象。但不同的是,诸如要求国家赔偿的集体诉讼、因冒充日本人、不遵守法纪等而形成的不良形象等,这些中国归国日本人的特点在萨哈林归国日本人身上几乎看不到。

(8)在中国社会,人们往往通过显示中国道德的优越性、象征中日外交友好来“记忆”滞留日本人,比如强调中国养父母的存在、滞留日本人对中日友好的贡献等。而这些在萨哈林是看不到的。

  综上可以认为(2)(少有“孤儿”)是滞留萨哈林日本人的最大特征。该点还与(7)、(8)甚至(6)相通。此外,(3)(日本帝国时期与朝鲜人共筑家庭)也是重要的特征之一,该点告诉我们,“滞留”不应仅仅被理解为“战争的悲剧”,而应将视野扩大,联系到之前的日本帝国时期一起进行理解。这是因为在滞留发生的过程中,很多事情反应的并非苏联进攻后,而是进攻之前当地各群体之间的关系。

 

中山大将
《滞留的比較史:日蘇戰後的薩哈林與满洲》
蘭信三、川喜田敦子、松浦雄介編《遣送、驅逐、滞留:戰後國際民族移動的比較研究》
(日文原題:《引揚・追放・残留:戦後国際民族移動の比較研究》)
名古屋大學出版社、2019年12月10日、300-321頁

  本論文的主旨是通過與滯留中國的日本人相比較,闡明日蘇戰後(1945年8月蘇聯的對日參戰)薩哈林日本人選擇滯留與歸國的特點。通過本文的分析,筆者得出了以下8點結論。

(1)作為日本人選擇滯留薩哈林和中國的共同原因,除了國際關係及法律制度,還可以追溯到以下幾點。 a.資訊缺乏、b.非日本人的相關人員(包括家屬)的妨礙與反對、c.經濟及家庭情況等。

(2)有關滯留中國的日本人,“孤兒”在實際人數和留給世人的印象上都呈現很大比重,而滯留薩哈林的日本人不存在該種情況。原因可以歸納為,日蘇戰爭給薩哈林帶來的混亂較短、損失不太嚴重、社會秩序恢復較快。

(3)在薩哈林前期集體遣送和中國前後期集體遣送時,日本政府禁止“外國國籍”的成年男子家屬進入日本,這是兩地日本人選擇滯留的共同原因。

(4)在薩哈林後期集體遣送時,日本政府放寬了朝鮮人家屬進入日本的條件,而中國後期集體遣送時,“外國國籍”的成年男子家屬依舊無法進入日本。但同一時期,滯留在中國的日本人可以短期回國,而薩哈林雖有部分日本人希望短期回國,但最終沒有實現。對持有“外國國籍”的男性家屬進入日本這一點上,冷戰時期的日本社會均表示出不歡迎的態度。

(5)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後,由中國回國的日本人持續出現。而薩哈林的情況則是, 1956年伴隨日蘇邦交正常化而實施的後期集體遣送、1959年之後每年1到2戶家庭的個別遣送、1977年之後的中斷, 1991年之後的重新開始。1977年至1991年為薩哈林日本人永久回國的空白期。

(6)對滯留在中國的日本人,日本政府自20世紀50年代末就開始積極推進所謂“自願滯留”的認證。而薩哈林方面,雖然1965年之後日本政府內部也出現了不願接受滯留日本人回國的消極意見,但政府正式推出“自願滯留”認證是在80年代末,在時間上與中國存在偏差。

(7)在日本社會,無論是滯留中國還是薩哈林,滯留都被認為是“戰爭的悲劇”,被視為同情與支援的物件。但不同的是,諸如要求國家賠償的集體訴訟、因冒充日本人、不遵守法紀等而形成的不良形象等,這些中國歸國日本人的特點在薩哈林歸國日本人身上幾乎看不到。

(8)在中國社會,人們往往通過顯示中國道德的優越性、象徵中日外交友好來“記憶”滯留日本人,比如強調中國養父母的存在、滯留日本人對中日友好的貢獻等。而這些在薩哈林是看不到的。

  綜上可以認為(2)(少有“孤兒”)是滯留薩哈林日本人的最大特徵。該點還與(7)、(8)甚至(6)相通。此外,(3)(日本帝國時期與朝鮮人共築家庭)也是重要的特徵之一,該點告訴我們,“滯留”不應僅僅被理解為“戰爭的悲劇”,而應將視野擴大,聯繫到之前的日本帝國時期一起進行理解。這是因為在滯留發生的過程中,很多事情反應的並非蘇聯進攻後,而是進攻之前當地各群體之間的關係。

 

(翻译:巫靓)
(上载:2020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