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將『薩哈林滯留日本人與戰後日本:樺太居民的邊界地區史』國際書院,2019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後,人們逐漸認識到滯留在薩哈林(庫頁島)的日本人的存在。與滯留在中國的日本人一樣,這人的出現都是由戰爭所引發的。然而對此,本書並非從戰爭的角度來進行討論,而是嘗試從邊界變遷的觀點來重新理解滯留問題,旨在明確邊界變遷給居民帶來的影響。

  在第一章中,在對移民研究、日本殖民地研究等研究領域的成果進行批判性探討的基礎上,基於多元文化主義和邊界研究等概念,提出了本書的理論框架——將過去只侷限在前近代研究中的邊界地區史概念,擴展運用於對近現代的理解。其特徵是: (1)過去日本的跨地區性研究,傾向於從以日本帝國為中心的單心同心圓結構論述近現代東亞史,而邊界地區史研究將邊界地區作為多個帝國影響交織的場所,從多心同心圓結構進行論述; (2)對以往的近現代東亞史研究中基本上已經被絕對化了的“國民/民族”概念,與性別、職業等一樣,作為具體的個人的屬性之一進行分析; (3)不將國家壓迫作為殖民地主義和帝國主義等資本主義特有的現象來理論化,而是分為近現代國民國家特有的社會機制和人類社會普遍的機制來理解; (4)關注與國民國家的理念之間產生矛盾的邊界變遷和人口遷移/滯留等現象。

  在第二章中,以日本帝國的擴張為中心,綜述了近現代東亞的邊界變遷情況。邊界變遷除了引起舊居民的遷出和新居民的遷入的人口流動之外,也引起了舊居民滯留的現象。滯留并非日蘇戰後的特有現象,在近現代東亞史上它具有普遍性。

  在第三章中,梳理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薩哈林舊居民的遷出和滯留,新居民的遷入以及與此相關的運動的整體情況。

  在第四章中,在對薩哈林滯留的日本人作出研究上的定義之後,對薩哈林滯留日本人相關名冊13種共4908人的訊息進行核對,加之得到支援歸國團體的協助,進行了追加調查,掌握了滯留人口的總數。本書中對薩哈林滯留日本人的定義是: (1)1949年7月23日居住在薩哈林州,或者曾經在該地居住,但當時已經遷移到蘇聯治下的其他地區居住; (2)日本統治時期,父母中的一方籍貫為日本內地或者樺太(薩哈林島南部、日本統治時期的稱呼) ,可以滿足這兩個條件的人們。出生年月日採用1945年8月10日、1946年12月31日、1949年7月23日三者為標準。根據該定義對人口數量的把握,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1)符合定義的薩哈林滯留日本人為1348-1560名; (2)其中女性占比66%-71%; (3)出生年峰值出現在1924-1929年和1947-1948年; (4)上述峰值的前者與其他時期相比,性別比中女性明顯多於男性; (5)後者峰值是前者峰值中出生的女性在二戰後與朝鮮人男性結成家庭生育而出現的; (6)由於冷戰期間的歸國,滯留在薩哈林的日本人中約七成回到日本選擇永久居住; (7)冷戰結束後,每年死亡的人數逐漸超過每年回國永久定居的人數; (8)可以推測滯留在薩哈林的日本人中約七成是以由朝鮮人和日本人組成的朝日家庭為滯留背景,剩下的三成或者是被蘇聯當局拘留,或者是蘇聯當局對一部分勞動熟練工挽留不放行,或者是因身分證等證件丟失等原由而滯留。

  在第五章中,主要利用日本國外交史料館的資料,對冷戰期間1957-1959年的集體回國和持續到1976年為止的個別回國進行了分析,得出了如下結論: (1)冷戰期間的集體回國,與日蘇邦交正常化之後立即實施的西伯利亞“日本戰俘”全部歸國計劃相銜接而進行的。(2)日本政府在沒有充分掌握薩哈林滯留的日本人的整體情況和蘇聯方面的遣返計劃的情況下,就進行了船隻調度和回國人員的接收工作。(3)蘇聯排斥會引起日本和國際社會矚目的集體回國方式,以希望回國的人數變少為理由,1959年廢除了集體回國方式,統一成個別回國方式。此後,雖然每年回國的人數急劇減少,但在1965年大量滯留者計劃一同回國時,日本方面提出集體回國方式,卻依舊遭到蘇聯政府的拒絕,被採用的仍是個別回國方式; (4)因為如果是個別回國,到出國地點的納霍德卡(Находка)為止(最初是到日本為止)的旅費需要由個人負擔,回國需要經濟上有一定餘裕; (5)雖然冷戰期間回到日本的原薩哈林滯留日本人中沒有人發起促進滯留者回國的運動等,但是與日本人的家庭成員一同回到日本的朝鮮人中有一部分人,在日本國內成立了“樺太歸還在日韓國人會”,以促進滯留在薩哈林的朝鮮人離開薩哈林。從該會的活動所收集到的訊息中可知,滯留在薩哈林的朝鮮人中約有兩成人都將回國地點選擇為日本而非韓國。

  在第六章中,從日本國外交史料館資料、國會會議錄、當事人的採訪調查、歸國團體的出版物中可知,滯留在薩哈林的日本人的回國情況在1966年以後處於停滯狀態,1977年以后中斷,其原因是:(1)關於冷戰期間的集體回國,由於發生了諸如偽裝成朝日結婚的夫婦或者自稱是日本人的朝鮮人等企圖非法入境日本的朝鮮人的問題,在日本國國會上被引起重視,同時日本政府內部對冷戰期間的回國工作抱有消極態度也是原因之一;(2)作為出現企圖非法入境日本的朝鮮人問題的發生背景,可以舉出以下2點:①以日本統治時期的戶籍地來區分日本人和朝鮮人的日本政府,和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發行的國內身份證的民族欄中所填內容為依據的蘇聯政府,在居民管理方法存在。②日本統治時期形成的朝日家庭在日蘇戰時、戰後家人離散;(3)外交史料館留存的歸國請願文件是冷戰期間薩哈林滯留日本人、日本政府各機關、日本國內自治體和日本的家人,為了從蘇聯獲得出國許可而制作的一系列文件材料;(4)從滯留在薩哈林的一部分日本女性寄給日本政府的歸國請願書的內容可知,她們擔心在二戰後與朝鮮人組成家庭會成為她們的日本家人拒絕自己回國的理由;(5)雖然樺太歸國者團體——“(日本)全國樺太聯盟”並非對滯留在薩哈林的日本人毫無關心,但由於西伯利亞“日本戰俘”全部歸國計劃的實施,二站結束前日本政府的重要人士已全部被遣送回日本,緊接著冷戰期間從薩哈林集體回國的大部分都是朝日家庭,日蘇邦交正常化前後發起的歸還領土運動等原因,此後,該團體沒有對滯留在薩哈林的日本人的歸國問題採取積極態度;(6)1966年以後的停滯是由以下三方面的要素疊加產生的:①由於此前的滯留人員基本回國,具備回國條件的滯留日本人在減少。②日本政府擔心在日朝鮮人的增加和在蘇聯長大的一代人的社會整合成本,對滯留日本人的回國工作採取消極的態度。③蘇聯政府想要迴避因滯留日本人引起的人道主義問題;(7)1977年以后回國者的中斷,除了前述原因之外,還有如下背景:由於20世紀70年代中期發生的梅村秀子事件、都萬相事件,人們開始認為表示出想要回到日本或韓國的意願是危險的行為;(8)在1988年的日本國會上,厚生省負責人斷言在此階段的滯留日本人是“自願滯留”者,其背景可以舉出的是:前往樺太掃墓的隨行外務省職員的報告和經由駐蘇聯日本國大使館得到的蘇聯政府提供的消息中反復提到了“自願滯留”者的存在。

  在第七章中,根據外交史料館資料和對薩哈林滯留日本人的採訪可知,冷戰時期滯留在薩哈林的日本人的狀況:(1)自1965年以後,原居民得以去“樺太”掃墓,但終究是以掃墓為主要目的,沒有策劃調查滯留日本人的實際情況和離散家屬的重聚;(2)掃墓不僅讓原居民與滯留日本人之間產生接觸,也成爲深化此前互不相識的滯留日本人之間交流的重要契機,而且此間建立的聯繫也與冷戰後的回國運動息息相關;(3)在冷戰時期,日本政府雖然掌握到滯留日本人中有不少人希望短暫回國,但沒有主動推進實施;(4)但是,即使在冷戰時期,也可以看到個別短暫回國的事例;(5)作為繼續滯留的背景,可以舉出的是①朝鮮人丈夫和成長起來具有了主觀判斷能力的孩子的反對。②在薩哈林生活安定,對回到日本后的生活感到不安。③擔心日本社會歧視朝鮮人。④以及蘇聯政府不允許出國等;(6)關於戰後朝日家庭形成的經過和動機,具有自由戀愛和非本意的結婚的兩面性。同樣地,對於冷戰時期的回國與滯留的決定,以極低的邊界滲透性為前提,結婚的自發/強迫、自願滯留的有無,單純的二選一式的理解是不夠的。

  在第八章中,從對支援回國團體的內部資料、会刊雜誌、相關人員的訪談調查中可知,自1990年以后開始的後冷戰時期的回國:(1)從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由於日本和薩哈林之間的邊界滲透性上升,不僅增加了重訪薩哈林的原居民的數量,重訪的理由也變得多樣。並且以原居民為中心在日本國內成立了旨在支援薩哈林滯留日本人回國的團體——“樺太(薩哈林)同胞短暫歸国促進会”(後改為“日本樺太(薩哈林)同胞交流協会”);(2)這一回國支援運動,有效利用了冷戰時期薩哈林滯留朝鮮人歸國運動的手法和人力資源;(3)由於實現了以短暫回國團的形式回國,由薩哈林的一部分滯留日本人組成的私人交流小組發展成了促進全體滯留日本人回國的團體——“薩哈林北海道人會(日本人會)”;(4)由於內部存在歸還領土運動的積極分子以及對滯留日本人問題的切實性的理解深度不同,歸國者所組成的團體沒有真正成為促進回國運動的主體,雖然初期還有協助關係,但結果還是由前述新團體承擔了支援回國運動的任務。

  基於上述見解,在明確了邊界給居民帶來的影響後,筆者將滯留日本人與日本人歸國者、滯留朝鮮人這兩個群體進行了比較。可知:(1)在日本人歸國者中,沒有人要求回到薩哈林,只要求歸還領土。在冷戰期間、後冷戰時代這兩個時期,滯留日本人和滯留朝鮮人的永久回國并不一定意味著離散家屬家庭的重新整合或返回出身地。比起地理空間上的“故鄉”,實現居住到生活空間上的“祖國”被擺在了優先的位置。可以認為由於邊界變遷,原居民無論是遷出的人(廣義的歸國者)還是滯留者,都失去了作為“祖國”的一部分的“故鄉”;(2)滯留是由于再邊界化過程(1945年8月-1949年7月)中撤離(歸國)的不徹底而產生,由於跨境化過程(1949年7月以降)中邊界的滲透性的低位狀態而持續,與邊界變遷之前的生活圈發生分離;(3)但是,導致持續滯留的不僅是前述滲透性的低位狀態等國際性宏觀因素所致,自身的生活顧慮、離散家屬和現家庭成員的意向等私人微觀原因也是重要因素。

(上載:2019年8月10日)